上图为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王澍新作“水岸山居”。
浙江在线·教育新闻网12月20日讯 采访王澍，地点选在了位于杭州西郊转塘镇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新近落成的专家楼——“水岸山居”，这也是他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后完成的第一件作品。
诚如其名，有着波浪形黑瓦屋顶、黄色土墙的“水岸山居”，宛如水乡的长廊，又如山地的村落，远看似一幅唯美而简约的山水立轴，徜徉其间，利落的线条和回转的空间又传递出一种现代美感。这天有好阳光，等待他完成时间表前一项工作的过程中，忍不住拍了一些照片上传到微信朋友圈，短短5分钟，收到20多个“赞”。
不过，在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排队找他，他的建筑风格还总被贴上“异类”的标签。而王澍本人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登上了世界建筑圣殿，又扎根于平民世俗生活；不辍地进行各种实验性的创作和教学尝试，又极力倡导回归自然状态的传统生活。所以，当黑皮衣、黑裤子、黑皮鞋、黑框眼镜，配上圆脸、寸头和满身书卷气的王澍与同样一身黑色打扮的妻子陆文宇一起现身时，露天茶座出现一阵短暂的安静，老师、学生、记者纷纷拿出纸笔，以一种紧张而期待的情绪进入这场“与大师的对话”。
抓住难得的机会，我们不断追问坚持身体力行实践本土建筑的意义和目的，以及那些不容回避的体制、环境、观念问题；更多时候，是王澍在说，语速不快但坚定有力，声音飘进路过游客的耳朵里，他们会放慢脚步，然后或许是从王澍极具个人标志性的微蹙的双眉中读出讯息，试探性地发问：“这是那位得奖的建筑师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们会自豪地跟身边的人介绍：“听说这个学校也是他设计的嘞。”
近两个小时的对话中，也听王澍谈了一些准备实施的新项目。他打算对浙江一些村落进行整体改造，这也是对其一贯所坚持的建筑理念很自然地延续和演变。王澍的初衷，是直面当代中国建筑现状，重建一种本土建筑学。
说“一种”的时候，他加了重音——一种生活、一种理念还是一种必然？而建筑究竟是什么？你不妨把这些问题当作一次对自己的思维训练，或者试着，读懂这位自称“粗通建筑”的“业余建筑师”的回答。模糊的姑且让它继续模糊，因为鲜明的必将愈加鲜明。
对传统，我们谈什么？
——“对于‘活’的传统，不能轻言放弃。留住材料上的时间，留住生命的痕迹，乡土建筑最玄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大建设的时代，建筑活动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影响。但只有所谓设计表现的东西才是建筑吗？谈到中国建筑文化的特色，除了模仿传统、模仿西方，还有没有更具体的、与时代相关的阐述？”一落座，身为建筑师的王澍自己先“质疑”起了建筑。
于是，他在“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又被重提：“建筑师不仅是一个技术执业者，而且要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更深思熟虑的思考，更清楚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不仅设计建筑，也在设计一个保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世界，走向一条重返自然的道路。这就是在我得知获奖的时刻，我正在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伸向未来的目光。”
事实上，这样的疑问从王澍初涉建筑业时就已产生。1990年，他接手浙江美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大礼堂改造项目，院方想把始建于1930年的礼堂改造成大画廊。按当时通用的方式，那些古董要么封存不用，要么“修旧如旧”。但这都不是王澍想要的，“原本真实的建筑，你把它修一遍，过去的痕迹都消失了，这是作假”。他想要一个“活的建筑”：就按自身的规律生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
最终建成的中国美院国际画廊，大礼堂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未经任何修饰；画廊则被嵌在礼堂内部——出乎所有人意料，王澍在大房子里修了另一个房子。
这件事得到的直接反馈是，有些画家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如此“古怪”的空间里。但不久后在那里举办的一次国际艺术展上，许多世界级画廊艺术指导却对此啧啧称奇，最后被订出的画作数量也远远超出主办方的预计，王澍的创新才终于获得了认可。
“保护传统、保留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建筑师都很关注的问题，但仅仅是保护，传统还是会消亡，我关注的是，如何能让传统‘有生气’地活着。”王澍说。
曾经，在讨论杭州“南宋御街”改造方案的市政府会议上，有人说，这条老街就是一堆“大破烂”，言下之意，应和多数中国的旧城改造一样，全部拆了重建。王澍站出来慷慨陈词：“这条看似破烂的街道，恰是杭州最有灵魂的部分，是杭州城市复兴的开端。”
答应接手“南宋御街”改造项目前，王澍跟杭州市政府约法“六章”，其中包括“住户不得强制迁走”、“不做假古董”。后来，他花了3年时间，将这条曾破败不堪的传说南宋皇帝走过的路，改造成典型的江南“小桥流水人家”。这里的“人家”，大多是在此延续了几代香火、习惯了街头巷尾的水井以及在水井旁一起洗菜淘米煮饭洗衣的“近邻”。
让传统恢复尊严，也是王澍获颁普利兹克奖的重要理由。评审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乃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要达到这种效果，一个重要的方法是运用旧材料。“随着大量古旧建筑被拆除，出现许多砖瓦废料。2000年开始，我们就有重点地回收旧料循环利用。”王澍说。
2006年，王澍主持开建宁波博物馆时，周边的30个村子已经拆了29个半。面对四周环绕的新区，他又做了一件“格格不入”的决定——从村民手中回收了600多万块、超过40种不同年代的废砖瓦片铺设外墙。
博物馆建成后，拆脚手架的工作人员拆到一半不敢继续了：“连墙面都没抹平，这不是没完工吗？宁波老百姓能接受吗？”
没想到，开馆第一天，访问人数就比预计多了3倍，市民的热情连续数月不绝。一次，王澍在博物馆里碰到一位多次来访的老太太，她告诉他：“我原来的家没有了，但在这座博物馆里，到处都能发现家的痕迹。”
那些黑灰与橘红的旧瓦片，在深深浅浅的破砖块中排列出各种图案，也成为了王澍“新乡土主义”理念的典型代表。2009年，宁波博物馆荣获中国建筑业最高荣誉——鲁班奖。
王澍认为，当下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正在吞噬中国自己的文化特征。城市文化毁了，“礼失”。而“礼失求诸野”，根源性的文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只好去乡村找。可现在，连乡村也变得“岌岌可危”，“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花钱让你拆”。
王澍用几年的时间对浙江200多个农村进行考察，亲历了“乡村的礼失”。在他看来，这不仅是村落研究，也是社会调查，那些飞快被拆除的不是砖瓦，而是传统和文化。“实在无法想象，丧失传统的乡村会变成什么样子。”王澍痛心地说，“一旦把文化身份搞没了，我们站上国际舞台、面对全球的时候，拿什么跟别人对话？”
“所以，‘具体’就是‘一种’——把地方和乡土联系在一起，探索超越城乡冲突和矛盾、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多元化建筑方式。”王澍回答了自己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浙江的乡村普遍人口、村落密度较高，早期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相对集中又分散的类城市化结构，这在当下来看更容易留住文化的根脉。”
但他也明白其中的不易：“只有当福利保障系统足够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能够同步抵达时，乡村独有的文明形态和传统DNA才可能延续。”但眼前的现实是，“在现代化的巨大诱惑下，你很难阻止当地人拆房子，而且拆的速度还会越来越快。”
另一个例证是，他早年设计、改造、抢救和保护的那些建筑也陆续被拆了，包括那间令外国人惊诧的大礼堂画廊。对此，王澍有些无奈：“究竟哪些东西需要坚持，许多人还是没搞清楚。”
做建筑，还是造房子？
——“我创造了一个空的舞台，等着角色走上来，他们在这里上演怎么样的生活，是我最感兴趣的。”
王澍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文人气质的建筑家”，欣赏他的建筑，很多时候更像是在欣赏一篇寓情于景的诗文。而他也曾这样描述自己：“我一向认为我首先是个文人，碰巧学了建筑这一行。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看问题的视野就不太一样。”
王澍一向强调，自己是“业余的建筑师”，不做建筑，只造房子。“业余”是一种态度，以“建筑不就那么点事”的轻松，代替正襟危坐、铆足了劲要干点什么的严肃。同时，又带有针对主流“专业”建筑的审慎性、批判性，更强调“自由比准则有更高的价值”、“建筑对社会的责任和良心”。
“业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为兴趣而做，不掺杂功利，没有上下班时间，可随意地开工或停工。“业余”还是一种价值观，那种“扎根于生活的朴素和自然”，那些没有建筑师的民间建筑，反而更打动他，“好房子，就是应该像它该是的样子。”
将时间回拨30年。20岁的王澍就读于东南大学建筑系，聪明、叛逆，酷爱读书，思维活跃，“设计作业经常贴在橱窗中，令同学们仰羡。”
但从研究生毕业到开始读博的近十年时间，王澍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进入建筑设计所工作，而是用很多时间在中国各地背包旅行，从最真实的建造中获取经验。
有一个场景令王澍印象深刻。一天，大家围成一桌吃饭，谈得欢畅，他猛一抬头，发现周围基本都是民工，这提醒他，自己这个硕士毕业生正混迹于社会意义的“最底层”。不过，王澍更愿意称其为“工匠”：“普通人的建筑活动就是围绕修修补补、琐碎繁杂而展开的，没有任何所谓专业建筑师的专业设计过程可以取代。它
所需要的正是这些‘工匠’，也即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干零活的人’。”
与他们在一起，王澍对建造过程的了解渐深，更重要的是，他对建筑的概念“落了地”：“我承认自己是最差的工匠，但明白了怎样做一个‘会’造房子的人。艺术家只要做一个面，但建筑师来做，必须能承重、可荷载，还得把建造理念想通、说通、做通，直至严丝合缝地、隆重地‘落成’。”
此后，他坚持做自己想做的建筑，在传统与现代中特立独行。那是大多数建筑都“规规矩矩”的年代，批判声不绝于耳，他却能做到心无旁骛，专注如一。
2001年，王澍遇到了最重要的“甲方”——中国美术学院。而他几乎所有重要的设计作品，也都是在此后完成的：他将宁波废弃的航运大楼改建成也许是世界上唯一可让船停靠的美术馆；他试图探索建造具有中国气质的现代建筑，用五种不同建筑类型和工艺建成宁波“五散房”；在迄今为止唯一做过的商业住宅项目“钱江时代”中，他于垂直塔楼中辟出大量公共区域，每户都有前院后院，试图把人与人之间失落的交往方式找回来……
威尼斯建筑展上6万片废弃青瓦组成的“瓦园”、世博会唯一的乡村案例馆宁波滕头馆、获第十二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特别荣誉奖的“衰变的穹顶”令他名扬世界，法国建筑学院金奖、德国谢林建筑实践大奖等不少国际奖项，他都是“第一个中国人”。
“简直比画还美！”2008年的一天，初登舟山鲁家峙岛的王澍被头戴五彩头巾、身着红格棉布衣的淳朴渔妇吸引，停下了脚步。随行的当地人有些疑惑：如此寻常的渔业生产场面，值得激动吗？
“灵感并不等于标新立异，依托于生活、可持续发展创意才是最生机勃勃的。比如威尼斯，这个不到9万人的小城之所以被世人所知，就是将旅游融入了当地生动的文化生活中。”王澍一边说一边迫不及待地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起来。
两年后的春夏之交，王澍又来了。这一次，与他同行的还有10多位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顶尖建筑设计师。那些无人问津的破旧老屋、废墟中的破旧瓦片都成了他们眼中难得一见的“宝贝”，而鲁家峙原有的码头、船坞、输冰道等生产构筑物也成了灵感的源泉。按照规划，普陀区将拿出100亩土地，由王澍总负责，为鲁家峙量身打造一个以珍藏记忆为基础、生态低碳为核心、中西混搭的文化创意园区。
这也解开了许多人心中对“传统”的误区——多年来，我们以为广厦高楼才是现代化的标志，殊不知，在轰轰烈烈的“钢筋水泥森林复制运动”中，文化记忆的断层已经出现。新容初显的鲁家峙文化创意园区用可触可感的建筑景观向世界“发声”：传统与未来、梦想与现实同等重要，它们的运行轨迹截然相反，但终点是同一个。
“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这是王澍常对自己弟子提起的话。
占地800亩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是他为美院师生建造的小世界，也是这个“用房子写诗的人”用整整6年时间完成的最得意的作品。他希望，“这个世界甚至有自己的时间和世界观，是一个融化在自然里、思想飞扬、诗意盎然的地方。”
漫步其中，忍不住感慨，确实像极了一首风景诗，有山有水有树，还有桥梁、堤坝、田畈、沟渠、鱼塘……和而不同地组成了一个有机生态系统。当然，也有房子，质朴而谦逊，并不占据显著位置。这是王澍对于“建筑和环境关系”的体现：“与西方建筑学截然不同，在中国传统人文建筑学说里，自然比房子重要得多。”
美不美，谁说了算？
——“站在真正的好作品前面，所有人都会为它鼓掌。美就是尊重自然、尊重多样性，美就是慢慢来。要相信，人的观念是会进步、会变化的。”
2004年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第一期建成的时候，业内流传一种说法，“如果要在杭州找最难看的房子就去象山看”。
这一次，王澍的坚持在于，建筑应该更贴近水乡江南：“你可以将其解读为一直处于弱势的传统文化，以一种自信的方式向国际潮流发起的挑战。让出50%空间还给自然和农田，房子绝对不能比树高的种种‘不妥协’背后，包含着一种对新的城市建设模式的探索。”为此，他花了3个月思考，还几次爬上六和塔，拍下从塔内各个窗口向外看的镜头，最后用4小时就完成了设计草图。画图时，想象一只鸟从屋檐上飞起，一扇门被费力推开，一个人站在建筑中的某个位置回望象山，三五好友正在楼顶的天台上赏月……这是王澍常用的设计手法：不是在设计建筑，而是在设计生活。
“好在，大家的观念变得很快。反复体会之后，很多人逐渐意识到真正有一种不同的东西在这里出现了。”在王澍看来，每一个建筑都隐含着一种情绪，要留给观众探索的时间。
据说，有一天，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站在3号楼数米高的门洞前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这确实是王澍故意在校园里放置的一个“惊喜”：“其实还有许多‘秘密机关’，比如教授们可以骑着牛，从山坡上慢悠悠走去教室；
有些悉心布置的半室外的小院子和天台，可以充当教学场所……”总之，这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漫游系统，静待发现的眼睛。
校区建造过程中，王澍从华东地区的拆房现场收集了700多万块旧砖弃瓦，运用民间泥瓦匠人的原生态工艺，打造出朴素的砖墙、石墙、水泥抹灰本色墙。简单的砌筑方式随自然而变，生趣盎然，体现出人们在长期与山水的共存中，发展出的“本能的智慧”。
“但建筑不是工科加美学，再加一点艺术感那么简单。我想告诉学生，美是有标准的。比如我们背后的这堵墙，就用了与法国生土实验室联合研发的新技术，工匠经过国际化标准化培训，但它的夯筑过程其实比传统更传统。”王澍伸手一指，大家齐齐回头，“施工人员还对纯土的使用比例进行了严格测算，所以你们看到的墙面才会呈现出一种和谐和不单调的颜色过渡——这时，艺术素养就赶来帮忙了。”
有人说，这样的校园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活脱脱是一个“乌托邦”。“但经过艰苦的努力，这个‘乌托邦’竟然实现了。”王澍笑着说，“在一个怎么样的人文世界中成长，影响着学生的世界观、艺术观、道德观，并最终将影响我们所生存的这块土地的未来。我希望学生能把这种建造‘乌托邦’的思想、技能、意识带到设计实践中去，这就是现在最缺的理想主义。”
现在的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依然保持了学生时代的“另类”。在他的带领下，每位进入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的新生，要从锯木、挖土、做小板凳甚至砌墙学起，象山校区15号楼的天井里有一堵矩形的墙，每年上一波学生砌完，再由下一波学生推倒重砌。正如作曲家须对器乐音色和演奏技巧娴熟掌握后方能谱出名曲，能够对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信手拈来，是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基础。少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再好的创意也会在实践过程中大打折扣。
关于建筑教育，王澍还有很多“梦想”。比如，他希望浙江几千个乡村都能活跃着美院学生的身影，这样的“新上山下乡”，也是一种“具体”，并关系到中国本土建筑的未来；他甚至希望把建筑学院拆成许多家小学院，分散在田间地头、城乡角落——让文化的培养像草一样，伴随社会变化过程，自下而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发芽。
建筑师全程参与并见证建筑的诞生，也是藏起来的人，人们往往更容易对其作品留下印象：层高、颜色、屋顶的形状、楼宇间的层次，等等。如今在脑海中收集对“王澍制造”的记忆，难免有恍然大悟之感，那的确是他，那也必然是他。比如，自然古朴的田园气息，很多地方也有，但世界上可能再找不到第二座像象山这样的“园子”，能同时集合着这么既传统又现代、既和谐有趣又构造迥异的建筑，有的像古代山水画中的山峰一样连绵起伏，有的又仿佛突然从水里生长出来。
49岁的王澍获得有“终身成就奖”意味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有人认为早了点，王澍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快。“不过，我确实做得挺好啊。”他说，或许正处于特殊发展时期的中国，给了建筑师“提早”获奖的可能性。
很快，更多奖项来敲门。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他为2013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颁奖词是，“在一个世纪的老建筑可以在短短几天内消失的时代，王澍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建筑没有抛弃它的过去。”
渐渐地，王澍发现，质疑的声音少了，想找他的人多了。而他只能有选择性地配合，把原来一年一个新项目增加至两个，“这已是极限。”至于无法多产的原因，他举了弗洛伊德一生只为寥寥几位病人诊疗的例子：“每一位病人在他看来都是如此重要，都是不容轻易对待的‘个人’。”对王澍而言，每一座房子，同样如此。
面对来自世界的赞美，这位中国本土建筑师有些感慨：“看来真诚的工作和足够久的坚持一定会有某种结果。”通过作品和设计，他想向世人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高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有越来越多人看懂了、认可了。”
而我们，谨代表山水自然和那些有灵魂的残砖碎瓦，感谢王澍丰富了地球的诗意，也希望，面对眼前的千城一面、拆无可拆，除了无力和无奈，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相信，终有一天。